價值觀，是一個人衡量這個世界的基本依據、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應該逐步建立和完善這種意識。但一個人的價值觀念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與每個人的家庭背景、生長環境、受教育程度緊密相連。不僅如此他還會受到民族傳統和國家政體的影響，長期生活在一定區域內的人會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意識形態下形成一種相同的思想意識，我們把這種意識叫做社會價值觀。這種思想意識直接影響著我們每個人自身的價值取向，我們可以用社會價值觀來衡量一個的成功與否、應該獲得什么樣的社會地位等等。隨著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對于成功的認識也不一樣。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階層是最受尊敬與肯定的，而商人則是不入九流的下三濫，甚至不能取得功名。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荷蘭，商人則是最受人民尊重的群體，他們的事跡被人民廣為傳頌。而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則以武士道精神為最高信仰，國家用武士階層來鎮壓下層的百姓，所以武士作為一種工具來說社會地位也相對很高。

社會價值觀是可以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崇尚文人的中國常常自詡為禮儀之邦、日本人因為尚武精神最終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熱衷于商業的荷蘭成為了世界商業的中心、而善于模仿的韓國則走向了戶口登記員的角色，只要稍微有點名氣的人都可以在韓國找到自己的老家，對此本人感到十分的敬佩。

社會價值觀并不能說完全是一種正確的指導思想，他常常會因社會制度和政治因素或者地理條件而改變，從而產生很強的誤導性。例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候，一些國家并沒有抓住經濟危機的癥結、沒有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缺陷入手，而是把經濟危機的影響轉嫁到別處，發動戰爭、通過掠奪來解決自身危機從而給世界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也讓自己的國家一蹶不振。在中國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幾乎要把中國推向一個很危險的境地，就在這個生死危機的時刻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時準確的糾正了當時的錯誤，自此之后中國開始走向一條新的道路，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國家又走向了興旺之路，所以改革開放就是一種對于社會整體價值觀的糾正。

社會價值觀是需要一個先進的領導階層不斷去修正的，而并不是因為某個人的決策。當你掌握著先進的認識、而社會認識不能達到的時候，你所掌握的認識就不能影響你所處的環境，所以英雄是需要自己的土壤的。哥白尼、李斯特、馬克思這些人雖然有著先進的思想卻因為社會價值的不認同而成為異端，而他們的著作與思想卻在他們之后影響了世界，可見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推動者，才是是非功過最終的標準。所以我們的行為規范必須要與你所處的環境和空間相符合，倘若你發現一些社會弊端并有改變這種意識的想法，我覺得你還是應該堅持并相信你所追求的是偉大的，并且會在一定時候成為主流，但切不可急于求成，畢竟你要改變的是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