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講故事恐怕是兒童的天性。兒時，母親為了防止我到處亂跑或是亂翻家里的東西，閑暇之余會給我講一些她小時候就聽來的童話故事，教育我要聽話和守規矩。晚上如果不安靜的睡覺，就會臨時編一些故事嚇唬我，諸如睡覺前講話被小老鼠聽見了，它會等你睡著以后來咬你的小腳腳等等。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小貓小狗的事情沒有興趣了，因為真實的貓狗并不像故事里面講的那樣可愛，特別是隔壁家的大黃狗，見我就“汪汪”直叫，有一次還在我的小腿上咬了一口，那個傷疤至今還清晰可見。后來只喜歡聽父親講真實的事情。

在我家的書房里掛著各有一平米見方的兩幅畫像，一幅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另一幅是一個衣著戎裝的英俊軍人。記得，我問小姐姐：“這兩個人是誰？”她說：“是老祖和大伯。”我問她：“為什么要稱老祖呢？”她笑著說：“呵呵，老祖就是爺爺的媽。”

父親成天忙于生意，很少有時間跟我們交流。有一次他到書房來看我做作業，表揚了我幾句。看見他有點兒高興，我就問：“為什么要掛老祖和大伯的畫像？”他語重心長的說：“老祖是窮苦人出身，由于她的辛勤勞作和勤儉持家，使李家翻身過上了好日子。大伯畢業于講武堂，26歲就當上了團長，到廣州支持孫中山革命，在鎮壓陳炯明叛變時陣亡了。”也許大伯是他的親哥哥，他感觸頗深的繼續說：“你大伯打仗不僅勇敢，而且很有指揮才能，戰前都要與同僚們精心策劃，戰后還要認真總結，因此每戰必勝。”末了，補充說：“老祖和大伯是我們李家的楷模，所以掛著他們的畫像。”

有一次，語文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辛勤勞動》，我以老祖為原型，描述了勞動的艱辛和成果帶來的幸福，被老師當眾夸講，還讓我朗讀了自己的作文。又一次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志愿》，我以大伯為原型，敘述我立志要當“軍長”報效國家，還提出，為了每戰必勝，必須戰前精心策劃，戰后認真總結。被老師贊譽為“人小志氣大，還很有思想”。那時我還不到十歲，老師不經意的贊揚，促成了我喜歡聽故事、看小人書和讀通俗小說的癖好。知道的故事多了，寫作文的詞匯也就豐富起來，得到表揚的機會也就增多了。

解放以后，作文的題目逐漸政治化，諸如《駁斥勤勞致富論》、《當一顆螺絲釘》、《永做馴服工具》和《必須思想革命化》等等。由于與靈魂深處的烙印相悖，沒有生活基礎和實際的體驗，深感詞匯貧乏，不知如何敘述，只能抄報紙，結果當然只能得一個及格的分數。

為了提高寫作水平，曾經去請教一位親戚，他解放前當過地方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他說：“寫詩作文就是說話，就是用文字寫出要說的話。可是人說的話有真話、假話、大話、空話、謊話、瞎話，當今的社會里說真話會惹禍，說謊話和瞎話令人討厭，說假話、大話、空話雖然違心，但是能被接受，因為大家都在說假話、大話、空話，所以要學會說假話、大話、空話。”

得此指點，還真的有用處。1958年各行各業都要“大躍進”，學校為了實現“人人當詩人，人人當作家”的飛躍，要求學生寫詩作文，并寫成大字報掛到指定的繩索上，形成了“詩街”。記得，當時寫了幾句假話、大話、空話：“翻開文學史，盡吹唐朝詩，你我揮大筆，李杜皆發癡！”沒想到，竟然被老師大為稱贊。

文革時，我的一個親戚因為一首打油詩被打成了反革命，并被逼自殺。雖經搶救未死，可是被戴上畏罪自殺的帽子，最后被逼瘋，送進了精神病院。事情的原委是，文革前，他的一個姓袁的同事失戀后又找到了一個新女友，為了表示祝賀，他在同事的筆記本上即興寫了一首打油詩：“春花鳥鳴喜向袁，306度轉彎味更甜，要知后事成敗否，只盼荷花早結蓮。”他的本意是：“春天開的花和鳥的歌唱都向你袁某賀喜了，失戀后轉了306度的一個很大的彎子才找到新女友，更加甜蜜了，為了防止變故，望你像荷花結蓮一樣，盡快結婚生子。”文革爆發后，不知什么緣故這首詩落到了工作組的手里，“袁”字被改成了“哀”字，詩意被解釋為：“像春天開花和鳥兒歌唱的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人民喜歡，卻使你這個反革命感到悲哀，要轉306度的大彎子變了天才甜蜜欣慰，是否能變天呢，就盼望在地圖上像個荷葉的臺灣反攻大陸，早日像荷花開花結蓮一樣成功。”

我為之震驚，也感到悲哀！“文革”風云，政治的各種利害關系已經使人的靈魂、良心，全都扭曲，甚至喪失殆盡！我決心抨擊人性的丑陋與罪惡。

在和諧寬松的法治社會里，喜愛文學和寫詩作文，可以陶冶人們的情趣和情操，欣賞除惡揚善、宣揚公理正義的文學作品，給人帶來正能量，閱讀描寫人間美好生活和愛情故事的文學創作，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在專制社會里，文學作品往往蒙蔽人的眼睛，甚至毒化人們的思想，許多文人扮演著劊子手的角色，專制和文字獄迫使人們屈服，要么沉默，要么寫詩作文粉飾太平。

我十分慶幸中國人重獲自由，可以說真話了，讓我有機會拿起筆桿，吶喊幾句，針砭那個充斥著政治暴力和恐怖的黑暗世界，并能盡力告訴人們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時，在欣賞普通人的原創作品時，豐富了知識和見識，體味著人世間的美好情感，感受到時代的新鮮氣息。我酷愛當今屬于百姓自己的原創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