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杰三君是一個可愛的人；我第一回見他面時就這樣想。這一天我正在家里，聽到敲門的聲音；進來的是一位溫雅的少年。我問他“貴姓”的時候，他將他的姓名寫在紙上給我看；說是蘇甲榮先生介紹他來的。蘇先生是我的同學，他的同鄉，他說前一晚已來找過我了，我不在家；所以這回又特地來的。我們閑談了一會，他說怕耽誤我的時間，就告辭走了。是的，我們只談了一會兒，而且并沒有什么重要的話；——我現在已全忘記——但我覺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第二回來訪，是在幾天之后。那時新生甄別試驗剛完，他的國文課是被分在錢子泉先生的班上。他來和我說，要轉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說，錢先生的學問，是我素來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個人而變動，也不大方便。他應了幾聲，也沒有什么，就走了。從此他就不曾到我這里來。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門口遇見他，他微笑著向我點頭；他本是捧了書及墨盒去上課的，這時卻站住了向我說：“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課太忙了，總想去的。”我說：“你閑時可以到我這里談談。”我們就點首作別。三院離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遠，有時想起來，幾乎和前門一樣。所以半年以來，我只在上課前，下課后幾分鐘里，偶然遇著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點頭走過，不曾說一句話。但我常是這樣想：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的同鄉蘇先生，我還是來京時見過一回，半年來不曾再見。我不曾能和他談韋君；我也不曾和別人談韋君，除了錢子泉先生。錢先生有一日告訴我，說韋君總想轉到我班上；錢先生又說：“他知道不能轉時，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筆記做得很詳細的。”我說，自然還是在錢先生班上好。以后這件事還談起一兩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誤報了韋君的死信；錢先生站在我屋外的臺階上惋惜地說：“他寒假中來和我談。我因他常是憂郁的樣子，便問他為何這樣；是為了我么？他說：‘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寬，老是愁煩著。’他說他家里還有一個年老的父親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說他弟弟因為家中無錢，已失學了。他又說他歷年在外讀書的錢，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學去做教員弄來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貸來的。他又說，下半年的學費還沒有著落呢。”但他卻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錢；我們只看他給大學部學生會起草的請改獎金制為借貸制與工讀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紀雖輕，做人卻有骨氣的。

我最后見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門下電車時。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愿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據陳云豹先生的《行述》，韋君很能說話；但這半年來，我們聽見的，卻只有他的靜默而已。他的靜默里含有憂郁，悲苦，堅忍，溫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長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據陳云豹君在本校追悼會里報告，雖也有一時期，很是躁急，但他終于在離開我們之前，寫了那樣平靜的兩句話給校長；他那兩句話包蘊著無窮的悲哀，這是靜默的悲哀！所以我現在又想，他畢竟是一個可愛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險；第二天早上，聽見他死了，嘆息而已！但走去看學生會的布告時，知他還在人世，覺得被鼓勵似的，忙著將這消息告訴別人。有不信的，我立刻舉出學生會布告為證。我二十日進城，到協和醫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醫院的規則，去遲了一點鐘，不得進去。我很悵惘地在門外徘徊了一會，試問門役道：“你知道清華學校有一個韋杰三，死了沒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來；二十一日早上，便得著他死的信息——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點鐘，還可見他一面呢。這真是十分遺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學入城迎靈，我在城里十二點才見報，已趕不及了。下午回來，在校門外看見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來了。我到古月堂一問，知道柩安放在舊禮堂里。我去的時候，正在重殮，韋君已穿好了殮衣在照相了。據說還光著身子照了一張相，是照傷口的。我沒有看見他的傷口；但是這種情景，不看見也罷了。照相畢，入殮，我走到柩旁：韋君的臉已變了樣子，我幾乎不認識了！他的兩顴突出，頰肉癟下，掀唇露齒，那里還像我初見時的溫雅呢？這必是他幾日間的痛苦所致的。唉，我們可以想見了！我正在亂想，棺蓋已經蓋上；唉，韋君，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們從此真無再見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見是事實，韋君，我們失掉了你，更將從何處覓你呢？

韋君現在一個人睡在剛秉廟的一間破屋里，等著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氣又這樣壞；韋君，你的魂也彷徨著吧！

1926年4月2日。

（原載1926年4月9日《清華周刊》）

①此文原載在《清華周刊》上，所以用了向清華人說話的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