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我也想觀觀光；故“不遠千里”的從浙江趕到上海，決于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

一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在上海這樣大車站里，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么異樣；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一時之盛”的光景，在車站的一角上，是顯然可見的。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那里叢著一群人，正在向兩位特派的招待員接洽。壁上貼著一張黃|色*的磅紙，寫著龍蛇飛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買車票。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買半票卻非由他們二位來“優待”一下不可。“優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實行“優待”的時候，要向每個人取名片，票價，——還得找錢。他們往還于茶點室和售票處之間，少說些，足有二十次！他們手里是拿著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眼睛總是張望著前面，仿佛遺失了什么，急急尋覓一樣；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著；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居然買了幾張票，憑著名片分發了。每次分發時，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等到得不著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卻也顧不得這些。可是鐘走得真快，不覺七點還欠五分了。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著，大家都著急；而招待員竟不出來！有的人急忙尋著他們，情愿取回了錢，自買全票；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著。他們卻只是忙著照名片退錢，一言不發。——真好性*兒！于是大家三步并作兩步，自己去買票子；這一擠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價外，還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張三等車票。這時候對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這樣的飯桶！”“真飯桶！”“早做什么事的？”“六點鐘就來了，還是自己買票，冤不冤！”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有些兒熱了。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這也總算是殷勤了；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了。——上車后，車就開了；有人問，“兩個飯桶來了沒有？”“沒有吧！”車是開了。

二“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才在大會注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這個標識很不漂亮，但頗有實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著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遠；但我終于冒了狂風暴雨，乘了黃包車赴會。在這一點上，我的熱心決不下于社員諸君的。

到了會場門首，早已停著許多汽車，馬車；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走進會場，坐定細看，一切都很從容，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樓上正中是女賓席，似乎很是寥寥；兩旁都是軍警席——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一個黑色*的警察，間著一個灰色*的兵士，靜默的立著。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因為既沒有賽瓷的社員徽章，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而且也沒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謂“軍警席”，是就實際而言，當時場中并無此項名義，合行聲明。）聽說督軍省長都要“駕臨”該場；他們原是保衛“兩長”來的，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好一個武裝的會場！

那時“兩長”未到，盛會還未開場；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一位教員風的女士走上臺來，像一道光閃在聽眾的眼前；她請大家練習《盡力中華》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著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時候，她溫和地笑著向大家說：“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輕輕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來了。說完“一——二——三——四”之后，《盡力中華》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她將左手插在腰間，右手上下的揮著，表示節拍；揮手的時候，腰部以上也隨著微微的向左右傾側，顯出極為柔軟的曲線；她的頭略略偏右仰著，嘴唇輕輕的動著，嘴唇以上，盡是微笑。唱完時，她仍笑著說，“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時候，她拍著兩手，發出清脆的響，其余和前回一樣。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驚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但是半秒鐘的驚愕與不耐以后，終于又唱起來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不一會，場中忽然紛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這是齊督軍，韓省長來了，開會的時間真到了！

空空的講壇上，這時竟濟濟一臺了。正中有三張椅子，兩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韓國鈞，另有一個西裝少年；后來他演說，才知是“高督辦”——就是諱“恩洪”的了——的代表。這三人端坐在臺的正中，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他們雖坦然的坐著，我卻無端的為他們“惶恐”著。——于是開會了，照著秩序單進行。詳細的情形，有各報記述可看，毋庸在下再來饒舌。現在單表齊燮元，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高論。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他的聲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齊燮元究竟與眾不同呀！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他的話是“字本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字與字間的時距，我不能指明，只覺比普通人說話延長罷了；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是有幾句說完之后。那時我總以為第二句應該開始了，豈知一等不來，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這兒碰著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畢，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姍姍的來了。這其間至少有一分鐘；要用主觀的計時法，簡直可說足有五分鐘！說來說去，究竟他說的是什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將“中華教育改進社”一題拆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進”，是為第二股；“中華教育改進”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層層遞進，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齊燮元本是廩貢生，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只因時代維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應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約便是為此了。最教我不忘記的，是他說完后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與眾不同，鞠下去時，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發；他然后慢慢的立起退下。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是的的確確的。接著便是韓國鈞了。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里面曾有一節，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頗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但他卻不曾照本宣揚，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還是另有原因，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時候，他提高了喉嚨，我也豎起了耳朵，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他說：“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今天到會諸君，卻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為職志，毫無畛域之見。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這最后一句話確是漂亮，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贊嘆。他便在掌聲里退下。這時我們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這是很遺憾的。于是——是我行文的“于是”，不是事實的“于是”，請注意——來了郭秉文博士。他說，我只記得他說，“青年的思想應穩健，正確。”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這是齊燮元的話。”但我卻發見了，這也是韓國鈞的話，便是開會辭里所說的。究竟是誰的話呢？或者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么？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么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郭博士的演說里不曾下注腳，我也只好終于莫測高深了。

還有一事，不可不記。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有一個瘦長的，始終筆直的站著，幾乎不曾移過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著可怕的靜默。我最佩服他那昂著的頭和垂著的手；那天真苦了他們三位了！另有一個警官，也頗可觀。他那肥硬的身體，凸出的肚皮，老是背著的雙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翹著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掛著的徽章——那天場中，這后兩件是他所獨有的——都顯出他的身份和驕傲。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著，似乎在督率著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記他。

三第三人稱

七月A日，正式開會。社員全體大會外，便是許多分組會議。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么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我因為也忝然的做了國文教師，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不幸聽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議的是“采用他，她，?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這次討論，總算詳細已極，無微不至；在討論時，很有幾位英雄，舌本翻瀾，妙緒環涌，使得我茅塞頓開，搖頭佩服。這不可以不記。

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在現在大家已經“采用”“他，她，?”的時候，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為天下先”，確遵老子遺訓的了。在我們禮義之邦，無論何處，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忽視，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尊崇，這就是所謂“讓德”。且看當日之情形，誰不興高而采烈？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本來呢，“新文學”里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彼”之流，竄跳其間；于是乎烏煙瘴氣，一塌糊涂！提案人雖只為辨“性*”起見，但指定的三字，皆屬于也字系統，儼然有正名之意。將來“也”字系統若竟成為正統，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見解，怎不教人佩服？

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讓他站著，“牛”也讓它站著；所饒不過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邊立著的那“女”人！于是辯論開始了。一位教師說，“據我的‘經驗’，女學生總不喜歡‘她’字——男人的‘他’，只標一個‘人’字旁，女子的‘她’，卻特別標一個‘女’字旁，表明是個女人；這是她們所不平的！我發出的講義，上面的‘他’字，她們常常要將‘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見她們報復的意思了。”大家聽了，都微微笑著，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卻起來駁道，“我也在女學堂教書，卻沒有這種情形！”海格爾的定律不錯，調和派來了，他說，“這本來有兩派：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話的歡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這句話卻有意思！文言里間或有“伊”字看見，這是真理；但若說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卻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實，但只是用在白話里；我可保證，他決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話！而且若是主張“伊”字用于文言，那和主張人有兩只手一樣，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調和終于無效，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大家都傾耳以待，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她說話快極了，我聽到的警句只是，“歷來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駁道，“‘好’字豈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這大笑之中。忽有蒼老的聲音：“我看’他‘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三等車；’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請她們坐二等車，有什么不好呢？”這回真哄堂了，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淚幾乎要出來；真是所謂“笑中有淚”了。后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于是乎一幕喜劇告成。“二等車”，“三等車”這一個比喻，真是新鮮，足為修辭學開一嶄新的局面，使我有永遠的趣味。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至今傳為佳話；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二三等車”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啟迪來學了。但這個“二三等之別”究竟也有例外；我離開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車呢？難道客氣不成？——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1924年7月14日，溫州。

（原載1924年《時事新報》副刊《文學周報》第1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