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旗袍使她高傲

　　梁衛山

　　捧起張愛玲的《花樣年華》、《心經》讀著，讀著讀著不禁想起了穿旗袍的張愛玲，那個不太美、身著一襲華美的旗袍、淡笑著，婉約而至的幽艷的倩影。張愛玲生于落魄的貴族家庭，受過世人羨慕的良好的教育，經歷過家道中落的世事變遷，又經歷過情感的背叛。她攜一身出世的才華，走過生命里的萬水千山，紅塵里坎坷的朝朝暮暮，寫出了《花樣年華》、《心經》《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郁金香》、《半生緣》、《色，戒》、《小團圓》等37部小說；《遲暮》、《秋雨》等散文著作；《論卡通畫之前途》、《牧羊者素描》、《牧羊者素描》等12篇書評；《走！走到樓上去》、《有女同車》、《愛》等《小品三則》；國語本《海上花》譯后記；英譯本序《〈海上花〉的幾個問題》……她每一個姿勢，每一次現身，都是傾城的優雅。直到暮年，了卻紅塵之時，仍是一身華美的旗袍，安享從容，仍是臨水照花人。

　　有人說：真正的優雅，經得起歲月。就像身穿旗袍的張愛玲，可以在繁華云煙中華麗綻放，也可以在世事蒼涼中，攜一份平和，安忍于世。就像這垂柳，可以在春暖花開，萬象更新的日子里，灑脫飄逸，彰顯魅力；更在惡略的天氣，寒冷的冬季，保持淡弱不驚的心性，舞動裊裊身姿，展現飽滿豐盈的靈魂。

　　張愛玲幼時曾放言：“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以消化的東西。”對于美的早熟，或許來自母親的遺傳。她的母親黃逸梵是湘軍水師提督之后，骨子里有湘女的果敢，又是個思想前衛的新女性，會畫畫、彈鋼琴，曾與徐悲鴻、蔣碧薇等人深交。張愛玲十二歲時，得到人生中第一筆稿費，旋即去買了一只小號丹琪唇膏。愛美之心，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可不幸的是她的家庭發生了變故，由于父母思想沖突嚴重，母親選擇留洋進修，父親之后再娶妻子。繼母有阿芙蓉癖，曾與各媛陸小曼同榻吞云吐霧。繼母對待愛玲十分苛刻，過門時將自己的兩大箱舊衣扔給她穿。

　　此時，張愛玲正就讀于貴族化的女校，周邊皆是打扮時新、新潮的女孩，而她卻只能揀繼母穿剩的衣服穿。那些衣服不是磨損了邊角，就是款式陳舊，令她十分難堪，“碎牛肉顏色”的薄棉袍更是成了她青春期里抹不去的傷疤。就是這個以自戀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那時候卻沉默寡言，看起來十分纖弱。她身形修長，線條流暢如畫，從頸脖到腰身順勢而下，勾勒出一個薄而長的倩影。她由衷于穿素灰的旗袍，她那苗條、修長的身體被包裹在素灰的旗袍中，清瘦得幾乎不見，如一縷似有還無的詩魂。

　　到了三十年代初七月的一天，張愛玲身著素雅的絲質碎花旗袍，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走進了福州路晝錦里附近的中央書店。報紙包中就是日后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和她自己繪制的插畫。這身普通上海小姐的裝束，是張愛玲一生中少有的保守造型，像是林黛玉初入賈府，謹小慎微。之后的幾年里，張愛玲的文紅遍上海灘，她急吼吼地喊著：“出名要趁早”。她憑借筆桿子獲得了可觀的收入，終于在父親面前抬起頭，也有了立足于世的底氣。而少女時期穿舊衣服留下的陰影在此時徹底爆發！

　　你看一襲旗袍的張愛玲，那一片式的旗袍加身，顯出了身體的線條流暢優美。此時的旗袍，削減了腰身，放低了領口，寬大的喇叭袖漸漸縮短收窄，行動之時，步履前后交錯，不經意似地露出珠白圓潤的玉腿，修長曼妙。被禁錮了幾千年的身體，驟然蘇醒。西風漸進，傳統的中國裁縫也開始借鑒西方剪裁，設計出更加立體貼身的旗袍。鏤空的領與袖，皮毛珠翠的裝飾，還有時新的外國面料，都成了旗袍上的新元素。傳統與現代就這么握手言歡，彷佛在一夕之間達成和解。從此，旗袍勾勒出的婀娜線條，成了舊時上海的海岸線。當然，到了此時，旗袍再也不是單槍匹馬的行頭。時髦的女子在旗袍外披上裘皮大衣、披肩、線衫，以適應四季更迭。夏季的旗袍則被減省至無袖或短袖，薄汗輕衣透，自有一種嫵媚風情。此時的上海被稱作東方巴黎，這里的時尚潮、張愛玲式的新女性著裝旗袍，通過月份牌傳播到全國各地，影響著一代人衣食住行。

　　如今，才女、作家張愛玲被看作是舊上海的一個符號。其實，對于張愛玲來說，上海這座城才是她的審美胎教。在上海，摩登與傳統并存，東方與西方互相滲透，這個大熔爐賜予了她與生俱來的藝術天賦。她對美的癡迷，超出常人，似乎全身毛孔都呼吸著美感，對氣味、聲音、顏色的感觸也極其敏銳。她的文字像是濡濕的顏料盤，絢爛陸離，一不留神那些色彩就會隨時流動，形成另一幅風景。

　　張愛玲的作品偏重寫人物的心理，本人也偏愛鮮明的對照，沉重的黑與輕盈的白，清冷與明麗，簡約的現代線條與傳統花紋，皆是她的心頭好。她為自己設計的許多旗袍亦是如此，愈激烈愈著迷。在香港念書之時，她就將獎學金全數拿去買衣料做衣服，并且樂此不疲。她還獨創了很多穿法，譬如說在旗袍外邊罩件短襖，在旗袍外穿上清裝大襖和浴衣，別有一番風情。她熱戀時愛穿“能聞得見香氣”的桃紅單旗袍，繡著雙鳳的繡花鞋。她曾在香港淘到一塊廣東土布，刺目的玫瑰紅上印著粉紅花朵，嫩綠的葉子，印在深藍或碧綠地上。這布在鄉下也只有嬰兒才穿，她卻做成了衣服，穿著四處招搖，“仿佛穿著博物院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飄飄欲仙”。

　　張愛玲信奉驚世駭俗的美學，衣不驚人死不休。她去看望蘇青的時候，身著怪異的服裝，引得弄堂里的孩童在身后追趕。還有一次，她去印刷廠校對，工人們齊齊停工，駐足觀看她的奇裝。這些矚目令她十分滿足，彷佛瞬間揚眉吐氣，一掃少時的服裝陰影。她曾經告訴旁人：“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那人嚇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了嗎？”張愛玲回答：“那有什么關系，別致就行！”

　　她本人就像是一個調色盤，一切不協調的色彩、裝束到了她身上，都顯得合理而隆重。張愛玲曾說：“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著的是袖珍戲劇。”張氏小說中，旗袍亦是出鏡率最高的道具。《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以女學生的身份出場，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絨線背心，處處透露出一個內地少女的不合時宜。經歷過梁太太的調教之后，她開始穿磁青薄綢旗袍，增添了幾分成熟，亦有妖嬈氣息。而白流蘇這個“擅長低頭”的東方佳人，與范柳原初見之時，穿的一襲月白蟬翼紗旗袍，婉約中流露出性感的意味，難怪可以吸人眼球。

　　《金鎖記》中，老小姐姜長安亦是憑借旗袍下的中國風情俘獲情人。更不用提被李安改編過的《色戒》，電影少了些尖刻與殘酷，被打磨得太過溫和，簡直不像張愛玲。倒是湯唯身上不斷變換的旗袍，總提醒我們這的確是張氏作品。在現代人眼中，張愛玲便是旗袍最忠實的捍衛者。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召開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夏衍惜才，邀請張愛玲參加了。此時，旗袍在大陸幾近絕跡，大會上不論男女，一水兒的藍灰中山裝，唯獨她還穿著旗袍，外面罩了網眼白絨線衫。這身衣服對她來說已經十分素凈收斂，可在當時看來依舊扎眼。張愛玲深知，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無法想象沒有旗袍的上海。于是，像少年時那般，她計劃了另一場出逃。幾經輾轉之后，她終于定居美國。那個曾經與她惺惺相惜的城市也不復存在，唯一沒有背叛她的便是服裝、便是令她高傲的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