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應志剛

早起的陽光，越過高聳的馬頭墻，倔立的瓦松，沐浴著生命的禮贊。

鳥雀唧啾，在屋檐上跳來跳去，喚醒了駁岸邊的楊柳。

挎著布袋書包的小學生，在廊棚里追逐嬉鬧，腳步匆亂了古鎮的晨光。

香花橋上露珠尚未消褪，濕漉漉的向著悠長的香花弄蔓延。

數著步子，走過結著青苔的石板路，保圣寺的晨鐘響起。

緊隨著佛國梵音，一墻之隔的小學堂，也即將拉響上課的電鈴聲。

一位清瘦的年輕人，穿著青灰色長袍，捧著一摞書，立于校門外，三三兩兩的小學生從他身邊經過，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喊道，“先生早！”

年輕人微微躬身，笑著回應，“早。”

那聲“早”，是標準的蘇州口音，說的認真且又軟糯。

這大抵是1917年發生在?直古鎮的片段。

那一年的早春，梅花開得燦爛，蘇州青年葉圣陶，在寺廟旁的這所小學堂，當起了教書先生。

人們時常懷念那個時代。那個猶如春天般清新的時代。

葉圣陶是破冬的一縷春風。

1912年1月，18歲的葉圣陶中學畢業，因家境貧寒無力繼續深造，便在校長的推薦下，到干將坊言子廟的蘇州中區第三初等小學做了一名教員。

出生于1894年的葉圣陶，見證過清廷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他認為，教育最主要的意義，是培養出一個個自由的人。

“我與從前書房里的老先生其實是大有分別的：他們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試，取功名，此外沒有他們的事兒；而我呢，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

“有一種弊病，就是學生在校里，只知道讀書……換一句說，便是偏重讀書，忘了人生。”

然而，執教之初，這位理想主義者，如其日后創作的教育小說《倪煥之》中的主人公一般，遭遇了現實的重創。

課堂上，他不拿教科書，“隨心教去，如舟入大海，任其所之”。

他在課堂上宣揚“獨立”和“民主”，給學生講述魯濱遜孤島漂流的故事以釋“獨立”；講美國總統林肯的故事以揚“民主”；講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以引導學生關心國事。

這背后，是葉圣陶一顆“從事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

但這并不符合當時的教學規范，教育改革的觀點無法被校長和同事們所接受。

1914年7月11日，校方以減縮班次為由，將葉圣陶排擠出校。

由于生活的逼迫，9月7日，他去蘇州農業學校任書記員，刻寫和印刷講義，每日須刻七、八千字，手酸肩痛，3日后即辭，此后依靠賣文為生。

顧頡剛在《隔膜序》中也談到這一情況：“他受經濟的逼迫更歷害了，他只得做了許多短篇小說寄《禮拜六》及《新聞報》等。”

1917年，?直向這位苦悶的青年張開了懷抱。

當年春，23歲的葉圣陶受校長吳賓若之邀，到?直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執教。

在這里，葉圣陶仿佛走進了一個“理想王國”。

在近五年的時間里，他和校長吳賓若、同事王伯祥志趣相投。

他們沖破封建教育制度的束縛和各種阻力，對教材、課程、教育教學方法進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革新，意氣風發地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為人生而教育”的鄉村教育改革實驗。

他自編學生教材，在國文教材中將白話文、新文學作品和鄉土教材引入課堂；自掏腰包購買大量的中外名著以及《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創辦了博覽室和利群書店。

“我決不將投到學校里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干凈的、骯臟的，我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

先生授課，與古板的私塾先生不同，盡是挑有趣的講。小孩子聽得懂，明白了不少道理，所以當先生有事不在時，“就像丟失了什么。”

“我相信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公民，社會，自然，勞作，這些功課的非文字的課本，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先生授業，不僅傳授知識，更注重培養孩子的生存技能和人格完善。

為了給學生傳授種植技能，他辦起了“生生農場”，與同事一道帶領學生，在校園西北面的魯望祠堂邊，揮鋤破土開出一片田地，師生一起種植蔬菜，一起分享勞動果實。

為培養學生的經營能力，他辦起了“利群商店”，銷售學習用品和糕點食物，由學生輪流掌柜，感悟商業之道。

他倡議學校建立音樂室和篆刻室，對學生實施素質教育；在校園內搭建戲臺，自編自導自演，每有新戲上演，鎮上男男女女都趕來觀看，比到鄉下看草臺戲還熱鬧。

他時常帶領學生拜謁陸龜蒙的衣冠冢，在陸龜蒙石碑和洗筆槽前，評價陸龜蒙揭露現實、哀憫農民的詩文。

在?直，他開始了文學創作，在他租住的走馬樓上，編輯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的第一個新詩刊物——《詩》。

他在?直廣泛接觸農民，了解社會，創作了小說、散文、詩歌近百篇，著名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長篇小說《倪煥之》、童話集《稻草人》中的不少素材、社會背景、人物形象，都來源于?直，來源于他在?直執教期間的生活和教育實踐。

其中，《多收了三五斗》更是以?直萬盛米行為背景，揭露了谷賤傷農的社會現象。

?直的5年，給葉圣陶留下了無法磨滅的人生印記。在這里，他和早年多有聚散的妻子，共度了一段恬靜的小時光。

1919年5月，葉圣陶的父親去世。辦完父親的喪事后，于當年暑假，他把家從蘇州搬到了?直，和外祖母、母親、妻子胡墨林，還有剛滿周歲的長子葉至善，一起過上了平靜的鄉村生活。

家就安在了?直東市下塘街的走馬樓上。日常，他和夫人“晨晚到校返寓”，頗有些柴米油鹽的小幸福。

胡墨林在“五高”女子部任教，除教語文外，還兼教家庭生活課，講授生活技能。

她講授的各種裁剪、縫紉技藝，很快就在?直鎮傳開了。到了晚間，常有三五成群的姑娘過來串門，向她求教描花剪樣、裁縫針織。

如今辟作葉圣陶紀念館的小學堂，東面有座“女子樓”，就是胡墨林昔日任教之所；西面的“四面廳”，周遭通暢明亮，是當年“五高”的博覽室；旁邊的“鴛鴦廳”，便是葉圣陶當年辦公所在。

白天一起在學校教書，夫人就在隔壁；家在小鎮上，推開窗，便是小橋流水的風景；門口是小河，可以洗衣淘米；樓下是老街，升起煤爐就能做飯。

這段恬靜的小時光，再也沒有走出葉圣陶的心里，正如他自己所說，“這里有我真正意義上的教師生活”，“?直是我的第二故鄉”。

或者還有一句話，他不曾說出口：那些日子，有夫人胡墨林的朝夕陪伴。

葉圣陶的日記中，常有這樣的話，“墨不在家，便覺異樣”，“墨不在家，余則寂然無聊。”

簡單幾個字，道盡了伉儷情深。

在夫人逝世后，他曾有詩云，“山翠聯肩，湖光并影……慣來去、淞波卅六，篷窗雙倚，甫里蘇州。”

到底還是忘不了姑蘇，忘不了?直。

葉圣陶彌留之際，常常念叨清風亭、斗鴨池、高高的銀杏樹和生生農場。

1988年2月16日葉圣陶與世長辭。當年12月，先生骨灰安放進?直。

自此，他與?直，這個“忘不掉的第二故鄉”，再也不曾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