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們”唐國慶（散文）

蔣東新

“哥們”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最時髦的一個稱謂，是“兄弟加朋友加知己”的意思，能稱得上哥們的，說明關系非同一般，或者有患難經歷，或者有過命交情，或者兩個人從小玩大，或者幾個人臭味相投。不是有句話說“一起上過山，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下過鄉”嘛。不過，現在卻不興“哥們”這個詞兒了，哥們逐漸被網絡新名詞“帥哥”“酷男”“高富帥”“?絲”所取代了。

“哥們”謂誰？姓唐名國慶是也。也不知道哥們唐國慶的父母為什么給他取名叫“國慶”，是因為他生在國慶節里，還是他的出生有與國同慶之意，還是因為別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總之，就是這個其貌不揚說話半懂不懂（他不會說東安話）從遙遠的新疆轉學來的黑瘦小子倒成了我名副其實的“哥們”。

說來好笑，與哥們唐國慶的相識還是有一點由頭的。那是初中二年級，我所在的班級轉來了一位說普通話不會講本地話的新疆學生，同學們看著他，就像看著一位天外來客，既驚訝又好奇，加之語言不通，唐國慶又是外鄉人，因此沒有多少同學搭理他。我那個時候成績中等，在那個以名次定座位的年代，我不幸也無辜地坐到了教室第五排，唐國慶由于成績差坐在第六排（我們同學都坐單排），我們成了不是同桌的同桌，于是課堂上有了我們的討論與交流，課堂外有了我們的追吵與打鬧，他跟我說起他的家庭、他出生和生活過的地方，那里的風土人情、人情世故，我也倒豆子似的向他傾訴了我的一切，我們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起上學，又一起回家。但好景不長，大概剛剛初三畢業，唐國慶因為沒有考上高中而回到他父親的單位——縣第一水泥廠當了工人，之后我們便聯系少了。

我多讀了三年高中，卻因為英語拖后腿而沒考上大學，由于家庭比較貧困，我放棄了復讀的機會，回到母親的單位——縣酒廠成了一名待業青年。本是懵懂無知的花樣年華，然而知識的恐慌和前途的未卜讓我變得迷惘，終于在一位老同學“班長”的帶領之下選擇了參加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法律專業的學習，走上了自學成才的道路，之所以選擇自學考試，是因為自學考試不僅低廉，考一科只需8元，平時只要準備好資料，在家也可以自學，還不耽誤工作，而且自學考試的聲譽也蠻高，真正自學成才者遠比那些花錢買文憑的“四大生”強多了。

那個時候我在縣酒廠待業，工資是按件計酬的，有事做的時候，工稍稍微高一點；沒有事情做的時候，工資少得可憐，就連那微薄的工資一發下來，我都交給了家里，自己一分不留。至于考試的錢當然得靠自己想辦法了。于是幾次關鍵處我都找唐國慶幫我周轉，有幾次甚至十元二十元，最少的一次我記得向他借了八元錢，至于什么時候還唐國慶從來不催，但我也從來不拖欠他的，只要有了錢就立刻還他，這樣一直堅持了整整三年。這三年中，我因為沒有工作，無聊時總是去找他，他因為不善言辭，朋友也不多。于是，小山坡、鐵道邊、樹林里，留下了我們排遣郁悶發泄牢騷的腳步，也留下了我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氣。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經濟體制改革，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大部分企業不景氣，很多廠礦企業的員工都“南下”或“北上”打工了，唐國慶自然也不例外，加入了“南下”“北上”的大軍。之后我們聯系更少了。后來聽說他家庭出了點變故，他老婆嫌他太老實又賺不到錢，和他離了婚，至于兒女判給誰，我那時因為在鄉下工作，就沒有深究了。

再一次的見面是在二十年以后，而且那次見面也極富戲劇性。那次我在表姨媽家吃飯，表姨媽說要等一個人，結果等的那個人帶來了一個朋友。哈！不是冤家不聚頭！歪打正著，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個人帶來的朋友竟是我昔日的“哥們”唐國慶。

二十多年沒見，唐國慶還是老樣子。他還是那么忠厚老實，謹小慎微，木訥而不多言，拘謹而受約束。我原本以為他外出多年，見過大世面，想必在外面也當過老板經理之類，自然非我等泛泛之輩可及，但他的性格確沒有太大變化，還和他讀書時一樣實誠，以致于我一見到他就認出了他。他告訴我說，他早就“下海”了，打過工，當過技術工人，現在在石期市鎮某沙場給一個老板搞電工，工資還可以，不知是家中父母的緣故，還是自己家庭的緣故，總之這幾年他沒有外出，就在本縣內打工。后來我們再度聊天，都是我找他的，唐國慶很少打電話給我，我想這應該是他的性格決定的。現在聽說他離開了沙場，和幾個朋友在縣內搞水電安裝，因為我在鄉鎮單位工作，所以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哥們”唐國慶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讓我難以忘懷。

我忽然覺得，唐國慶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物，在我燦若星海浩如繁星的朋友中只是一處小小的驛站，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他僅僅是我生活中的一個過客，但就是這么一個不起眼的過客，卻在我的心底刻下了永久的記憶，讓我覺得“哥們”這個詞聽起來舒服，想起來可親，嚼起來有味，因為“哥們”唐國慶畢竟是一個實誠的人、一個忠厚的人；一個淳樸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敦厚的人、一個老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