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大弟十一歲的時候，不幸童年夭折。

大弟先前患的是慢性腎炎，記憶中，有次看見他的小便顏色是淡咖啡色的。生病前的八歲，他有一個很要好的女同學，常常在我家的窗下喚他的名字，因為常來呼喚，有次我感到心煩，就唬了那女孩兩句，回頭大弟就說我：“哥你不要這樣，她會不開心的。”有次在家門口，我和同學玩軍棋，大弟硬要參加，我不讓，大弟就在旁邊鬧，我忍不住打了他兩下，那時他已在病中。晚上，父親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打了我一頓：“弟弟生病，你不好好照顧他，還要打他，你太不像話了！”我知道我做的不對，但我不滿他告狀。第二天，在沒有旁人的時候，大弟急著對我說：“這件事不是我告訴爸爸的。”后來真相大白，是小弟告的密。

大弟病中，我們全家去照相館拍了合照，那還是文革期間，大弟戴著軍帽，披一件大衣，前額高寬，下巴略圓，兩眼更是清澈明亮。從此，這張合家歡就一直立在父親的床頭柜上。

時間推移，大弟病情漸重，好像有些醫院已經不愿收治，父親想盡了辦法，最后讓大弟住進了上海蓬萊路兒童醫院，大弟一個人住一間很大的房間。我每周大約一到兩次去醫院看他，那時我家靠近中山北路，我坐69路公車到老北站，換乘66路到蓬萊路下車，回頭走到蓬萊路右轉，左前方不遠就是醫院。每次右轉進入蓬萊路，就看見馬路的左邊有一段高高的可能是老城墻，那時我不太懂，總是猜測墻那面是什么樣的世界。見到大弟，他總是很開心，主動和我說話，問一些事情，而我常常好像沒有什么要說的，待了一些時間，常是我先提出要走，而大弟總會說“再待會兒吧！”

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天，我沒能去，聽母親說：“他說：‘我身上的這件絨線衫是新的，以后脫下來給弟弟穿。’”母親說完，我哭了。

1971年10月24日，大弟走了，因尿毒癥。記得第二天是星期一，舅舅和叔叔正在安慰坐在床邊的父親，合家歡已被他們藏起來了；我站在窗前，聽到陽光下的梧桐樹葉微微顫動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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